南通融创middot时代中心周边环境怎么样？生活方便吗？
1958年以后搞的户口制度，逐渐逐渐变成一个使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固话的制度。
所以欧盟和日本的央行都在搞宽松货币政策，目前看起来还能苟延残喘，算是绝望之中不是办法的办法。精英们在沙龙里彬彬有礼的博弈，能整合的资源固然有限，但好歹能实现自律，整体可控，破坏力非常有限。
但是世界各国现在全都傻了眼。最广泛的社会动员，固然可以拥有最强大的社会力量，但是这种力量一旦成型，就无法自动消散，最终的结果，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。于是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热闹看下来，在国人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就是：这国家大事，和我就没啥关系嘛。这种产业空心化文化又影响了它的殖民地香港，使得香港逐渐抛弃了乃以起家的制造业，建立起一种畸形的金融买办型经济体，富了少数人，而大多数港人却陷入无业可就的窘境，对未来充满绝望。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共麾下汇集，这并不是因为人家脑残受了骗，恰恰是因为人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，看到了足以颠覆三观的真实事件。
搞制造业没钱?用农业补贴工业，农民补贴工人。纸币这个东西，本质上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凭证，用政府信用为它的购买力做背书。美国、日本、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，为世界人口的13%，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%，石油生产的43%。
不要忘记，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。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，收购国外的资源，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，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（林毅夫 2012）。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。陈平，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，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》，2012年第3期，1-23页（2012a)。
再造中国路怎么走？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，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，一定追逐短期利润，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。陈平，《文明分岔、经济混沌、和演化经济动力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（2004）。
城市化不能把80%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，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（陈平 2011b）。所以，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，优先发展绿色经济。第一，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，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。世界银行，《2030年的中国：建设现代、和谐、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》，（2013）。
知识经济的发展，有可能实现孔子、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。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，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。陈平，土地流转，城市模式，与农民转业，《人民论坛》2011年，23期，2011年8月15日(2011)。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、风能、光电、核电，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，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，科学攻关，制定标准，指导市场，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（邓英淘 2010）。
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。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。
市场自由化，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。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。
综合麦迪逊（Maddison 2010）、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（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），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，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。史正富，《超常增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（2013）。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，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，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。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，建立企业、事业、军队、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，建立有国际竞争力，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，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。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，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，说明同一个根源：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，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。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，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，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-7%的水平。
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，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。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，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（总计968年），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（总计868年），德国700年和269年（总计969年），美国200年和132年（总计332年），日本890年和82年（总计972年）。
例如，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。林毅夫，《从西潮到东风》，中信出版社（2012）。
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、吸收人力，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，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，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。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，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。
以美国为例，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%，但是消耗全球20%的电力和22%的石油产量。他们相信，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，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，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，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（世界银行 2013）。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，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。迷信西方模式的人，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。
但是，资本主义制度下，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，才有无数的战争、贫困和腐败。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，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，不是空想，只待规划。
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，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，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。第二个案例，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，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。
谁优谁劣，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。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，质疑华盛顿共识2.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。
包括发展房地产、金融、医疗、养老等服务业（世界银行2013，吴敬琏 2006，2014）。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，吸引发展中国家，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，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，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。成功的经验各异，失败的病症皆同。第二条，由经济外交主导，调过剩产能的出路。
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，因为资源有限，生命有限，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。所有这些结构调整，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、地区实验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，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，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。
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，可以试验煤电联营。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，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。
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，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，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。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，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，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。